地方導航，湖南導航。
陸壽筠，翟玉忠，高梁，韓東育。黃紀蘇。
今天，新法家已經(jīng)在國內(nèi)思想界和國際漢學界產(chǎn)生了廣泛的影響，新法家繼承或提出的偉大思想，能夠完善國家的社會制度，促進社會公平、公正。
法家是中國歷史上研究國家治理方式的學派，提出了富國強兵、以法治國。它是諸子百家中的一家。 戰(zhàn)國時期提倡以法制為核心思想的重要學派。《漢書·藝文志》列為“九流”之一。其思想源頭可上溯于春秋時的管仲、子產(chǎn)。戰(zhàn)國時李悝、吳起、商鞅、慎到、申不害等人予以大力發(fā)展，遂成為一個學派。戰(zhàn)國末韓非對他們的學說加以總結、綜合，集法家之大成。法家強調(diào)“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于法”。
漢朝初年標榜黃老“無為”政治的另一面，又體現(xiàn)出對秦代法制的繼承。漢武帝時代儒學地位空前上升，但是法家理論依然發(fā)揮著一定的影響。漢宣帝所謂“本以霸王道雜之”，就反映了這樣的影響。東漢末年，法家學說的文化地位在一定意義上又得以重新上升。唐宋以后，仍以隱性的方式影響著中國現(xiàn)實政治。
新法家指的是丟棄舊法家的歷史局限思想，繼承法家思想所倡導的，法律權威高于一切，用“法治”代替“人治”，勇于創(chuàng)新的優(yōu)秀傳統(tǒng)，提倡“與時俱進”，“公平、公正、公開”，強調(diào)根據(jù)不同時期、不同社會矛盾，對法律進行自我修正的思想體系及其實踐者。
法家理論上的復興可以上溯到宋明理學失敗之時，在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的鐵蹄之下，有良知的中國學者開始反思自己文明的本質(zhì)，尋求經(jīng)世濟民之道。明朝末年，李贄已經(jīng)以較為客觀的態(tài)度看待法家。
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奄奄一息的滿清殖民統(tǒng)治在西方文明的入侵面前只有招架之功，毫無還手之力。清日甲午戰(zhàn)爭中清方的失敗和日俄戰(zhàn)爭日方的勝利大大加強了清國奴全盤西化的決心。西方政治經(jīng)濟理念幾乎被生吞活剝的引入。這時的清國學者，如章太炎、劉師培、梁啟超、麥孟華等發(fā)現(xiàn)，相對于西方的法治，淪于滿清的中國也有過主張法治的思想，那就是法家。
“新法家”這個概念是由民國的陳啟天和常燕生*次提出的。
1935年，常燕生在《國論》雜志上發(fā)表了《法家思想的復興與中國的起死回生之道》一文。常燕生認為兩千年來法家和法家人物被攻擊、埋沒是“一件大冤獄，是我們必須要平反的”，他在該文的結尾說：“中國的起死回生之道就是法家思想的復興，就是一個新法家思想的出現(xiàn)，對于這個結論，我可以毫不猶疑的向全國民胞保證。”
民國時期對法家思想復興貢獻較大的是陳啟天，他甚至將韓非子同西方的亞里士多德并列，認為韓非子對中國古典政治學的貢獻有如亞氏對西方政治學的貢獻；他在《先秦法家的國家論》一文中也提到了“新法家”概念，他說：“近代中國已進入世界的新戰(zhàn)國時代，似有產(chǎn)生新法家的必要。”
陳啟天還著有《商鞅評傳》、《韓非子校釋》、《張居正評傳》、《中國法家概論》等著作。民國時期出版的關于法家的著作是珍貴的歷史遺產(chǎn)，是我們今天新法家建設的寶貴資料。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后，毛澤東越是晚年越成為法家思想的堅定支持者，特別是在1971年林彪出逃事件發(fā)生后。從歷史的角度看，“批林批孔”運動使“法家”這個概念（不是法家思想本身）大眾化了。不過在1976年“四人幫”垮臺后，這也成了復興法家的障礙。甚至直到二十一世紀的今天，研究法家的學者仍然寥若星辰。
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末，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政治學博士潘維教授提出了“咨詢型法治”的設想。2002年6月，他在“北大在線”題為《民主迷信與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方向》的講演中稱：“在今天世界的‘春秋戰(zhàn)國’時代，這個設想也可以說體現(xiàn)一種‘新法家’的思潮。”
2003年，曾經(jīng)留學日本東京大學的韓東育教授出版了《日本近世新法家研究》一書——他研究的對象是日本。
2005年，青年學者翟玉忠、徐光宇創(chuàng)立了新法家網(wǎng)站中文版。
2007年底，旅居美國舊金山的陸壽筠（Sherwin Lu）先生出資幫助建立了新法家網(wǎng)站的英文版——這是新法家思想國際化的開端。
2008年11月，由潘維教授作序，陸壽筠先生作跋，中央編譯出版社出版了新法家網(wǎng)站中英文版總編輯翟玉忠先生的《道法中國——二十一世紀中華文明的復興》一書，該書的出版標志著新法家的理論建設進入了一個嶄新的階段。
2010年1月，翟玉忠先生的《國富策：中國古典經(jīng)濟思想及其三十六計》一書由中國友誼出版公司出版，該書詳細闡述了新法家的經(jīng)濟思想。
2010年4月，翟玉忠、陸壽筠先生主編的《新法家說》*輯（中英雙語）由美國三城出版公司（Tri-City Press）和香港東方文化出版社聯(lián)合出版，全球發(fā)行，該書收錄了新法家的一些重要理論文章。
2010年5月，翟玉忠先生的《中國拯救世界——應對人類危機的中國文化》一書由中央編譯出版社出版，該書從生活方式、政治經(jīng)濟等多方面論述了新法家在解決當前人類生存危機中的重要意義。
新法家網(wǎng)站同仁出版了一系列著作，使得新法家理論體系日臻完善。
新法家網(wǎng)站中文版編輯華軍出版了《老子的法治思想：帛書<老子>里的文明真相》(中國財富出版社，2012年)；新法家網(wǎng)站英文版主編陸壽筠出版了《人類向何處去：新世紀意識形態(tài)之較量與重組》（九州出版社，2013年）；新法家網(wǎng)站（中英文版）總編輯翟玉忠出版了《正名：中國人的邏輯》（中央編譯出版社，2013年）；《國富新論：中國經(jīng)濟學輕重之術》（中央編譯出版社，2013年）；《禮之道：中華禮義之學的重建》（中央編譯出版社，2014年）；《性命之學：儒門心法新四書闡微》（中央編譯出版社，2014年）；《斯文在茲：中華文化的源與流》（中央編譯出版社，2014年）。
為追求國家富強，新法家強調(diào)“法治”或“法治主義”，從而在法治與富強之間，建立起某種因果關系：法治是因，富強是果。這里的“法治”，用春秋時期管仲的話來說，就是“以法治國”。它與當下的“依法治國”，雖在表述上略有差異，較真的話當然能找出兩者的不同。但是，就其基本指向上看，兩者是一致的，都強調(diào)一斷于法，都希望通過法律明確地告訴各類主體：可以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必須做什么，從而為各類主體確定了一個明確的、賴以遵循的行為規(guī)范。這就是法家及新法家張揚的法治。這種技術化的法治，也是最樸實、最根本、較具基礎性的法治。
新法家作為近代中國的重要思想流派，其興起于清末民初民族危亡之秋，下迄上世紀四十年代中期，以陳啟天、常燕生、梁啟超等為主要代表人物，提出了一系列復興法家思想的學說和主張，同時又注重對法家思想進行現(xiàn)代化的改造與轉化，以服務于救國濟世、挽救時局的歷史任務。
兩千年以降，針對春秋戰(zhàn)國時代的法家學派及其代表人物，已經(jīng)積累下來的研究文獻堪稱汗牛充棟。不過，在當代公眾的潛意識里，甚至在一些學人眼里，所謂法家，基本上就是故紙堆中的一個“學派”、百家爭鳴中的“一家”。法家學派及其代表人物雖然討論過“法”、“術”、“勢”之類的基本概念，提出過“以法治國”之類的政治主張，但畢竟都是一些塵封已久的陳舊話題，與二十世紀的中國現(xiàn)實，尤其是與當下的現(xiàn)實，似乎并沒有什么直接的關聯(lián)。然而，只要穿越一層又一層的學術思想迷霧，我們還是可以發(fā)現(xiàn)，在現(xiàn)代中國的思想河流中，總有那么一股若隱若顯的“新法家”思潮，一直在涓涓不息地流淌著。這里所說的“若隱若顯”，恰好可以描繪現(xiàn)代中國“新法家”的兩種形態(tài)：“隱匿的新法家”與“顯現(xiàn)的新法家”。
其中，“隱匿的新法家”主要由一些認同傳統(tǒng)的法家學說、正面評價傳統(tǒng)法家思想的人物構成。這些人一般不打出“新法家”的旗號，甚至也不以“新法家”自居——就像錢穆不以新儒家自居，甚至拒絕別人給他貼上新儒家的標簽一樣。不過，“隱匿的新法家”盡管自己不打出“新法家”的旗號，卻并不妨礙后來者從思想史研究的角度，把他們歸諸“新法家”的行列。在現(xiàn)代中國的思想舞臺上，這些“隱匿的新法家”持續(xù)不斷地踩著時代的鼓點，產(chǎn)生了重要的影響，在一個特殊的層面上表達了現(xiàn)代中國的思想訴求，也在較大程度上回應了現(xiàn)代中國的思想需要。
具體地說，“隱匿的新法家”群體中的代表性人物，大致包括章太炎、沈家本、劉師培、梁啟超、陳獨秀、吳虞等等。他們的著作雖然主題不同，觀點各異，但都從不同的側面表達了他們對于傳統(tǒng)法家學說的認同甚至推崇。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可以把他們稱為“隱匿的新法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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