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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著名的僭主是科林斯的佩里安德和雅典的庇西特拉圖。
希臘人在向外擴張的同時，也不斷發展內部各地區間的交往。以宗教活動為主要
內容的許多“近鄰同盟”的建立，奧林匹亞、德爾斐等逐漸具有全希臘意義的宗教中心和競技中心的產生和發展，促進了希臘人之間的相互了解和經濟、文化交流。城邦之間也發生過不同性質的戰爭，包括斯巴達征服美塞尼亞那樣的希臘人奴役希臘人的戰爭。
公元前 7世紀中葉以后，重裝步兵逐漸成為各城邦公民兵的主要兵種。兵制的變革對城邦政治和社會發展都有影響。貧富分化加劇引起的平民反對氏族貴族剝削、奴役以及政治上的壟斷地位的斗爭，以奴役外族人為主的奴隸占有制的發展，使許多城邦的階級結構和社會、政治制度發生了變化。其突出表現為斯巴達的“平等者公社”的形成，以及僭主政治在許多城邦的興衰。同時出現了一些用成文法規定城邦基本制度的“立法者”的活動，如斯巴達的利庫爾戈斯(一譯“萊庫古”)改革、雅典的梭倫改革和克利斯提尼改革。除由波斯人扶植的一些僭主外，在公元前7和前6世紀的希臘，“僭主”一詞系指非通過選舉上臺執政的人，他們大多得到公民中下層群眾的支持，采取一些有利于下層群眾、削弱氏族貴族勢力和影響、促進經濟和文化發展的措施。最著名的僭主是科林斯的佩里安德和雅典的庇西特拉圖。
“希臘的僭主都不稱王（巴西琉斯）。他們是事實上的專制君主，他們都用一些謙遜的稱號，如‘終身執政官’、‘全權將軍’等”。 然而，僭主雖然是事實上的王，但他們卻始終不能完全替代真正的“王”而具有合法性和正當性，因為希臘的王權“起源于宗教色彩濃厚的古代，王權周圍圍繞有神佑的光輪”。僭主始終被人們視為政權的篡奪者，始終都是不合法的王。
形式這在上面的“含義”部分已做了表述，一是具有強大的力量；二是實行無限制的專制統治。
實質如前所述，僭主獨立于兩大階級之外，壓制貴族的利益，給平民施以一定的好處，從而縮小兩大階級之間的貧富差距和其他利益上的差距。只有這個特征才*地體現出僭主政治的“中介”地位。
公元前404年斯巴達國王呂西斯特拉圖【Lysistratus】占領雅典時，他在那里建立了 一個寡頭政治的傀儡政府，處于斯巴達的保護下，稱作三十僭主。三十僭主由柏拉圖的 兩個舅舅領導，才華橫溢的克里蒂亞斯〔Critias」和年輕得多的查米德斯【Charmides】。
在他們恐怖統治的八個月中，三十僭主殺死了許多雅典公民——幾乎比戰爭較后十年中 斯巴達軍隊殺死的雅典人還多（梅耶爾〔Eduard Meyer，1884-1902〕，《古代史》〔 =Geschichte des Altertums〕第4版，斯圖加特，1953－1958年，第五卷，第34頁）。
但是在公元前403年，柏拉圖24歲的時候，克里蒂亞斯和斯巴達駐軍受到卷土重來的民 主派的攻擊并被擊敗。民主派最初只有七十人，由色拉西布洛斯〔Thrasybulus〕和阿 尼圖斯〔Anytus〕領導，他們首先占據比雷埃夫斯，柏拉圖的兩個舅舅在那里陣亡。有 一段時間，他們的寡頭政治的追隨者在雅典繼續恐怖統治，但是他們的軍隊處于混亂和 瓦解狀態。在證明自己無能力統治之后，他們最終被他們的斯巴達保護者所拋棄，斯巴達保護者與民主派訂立了一個條約。這項和平的條約重建了雅典的民主政體。因此民主
的政體形式在最嚴峻的考驗下證明了它的優勢的力量，甚至它的敵人在幾年之后也開始 認為它是不可戰勝的。
恢復的民主國家一重新建立正常的法律狀態，就為“毒害青年罪”對蘇格拉底提出 訴訟；它的意思十分清楚：他被指控毒害了亞西比德「Alcibiades〕、克里蒂亞斯和查 米德斯，人們認為他們應對雅典的戰敗和三十僭主的血腥統治負責。在他的辯護中，蘇 格拉底強調他不贊成三十僭主的政策，他曾冒生命危險公然反抗他們把他牽連到一件罪 行中的企圖。他也說明他寧死也不愿被阻止向青年自由表達他的思想。因為被判決有罪， 他成為言論自由權的*殉難者。
“僭主”是不合法的政權篡奪者。僭主政治指用武力奪取政權而建立的個人獨裁統治。公元前7世紀至公元前6世紀，希臘各城邦普遍地實行這種政權形式。
僭主在位期間，為穩定社會秩序，鞏固統治地位，一般都專制獨裁，同時實行鼓勵工商業發展和獎掖文化的政策。
貢斯當在攻擊拿破侖的著名小冊子《征服的精神和僭主政治及其與歐洲文明的關系》中指出，僭主政治比*專制主義更可怕。“專制政治排除所有形式的自由；僭主政治需要這些自由的形式，以便證明它的顛復活動是正當的，但是它在盜用它們的時候，又褻讀了它們。”如果用一個最簡單的對比來概括二者的不同的話，專制主義僅僅是對人的奴役與壓迫，而僭主政治則是對人性的摧殘。它不僅蹂躪人的肉體，而且蹂躪、扭曲、折磨其心靈：
“專制政治靠沉默的手段統治，并且它留給了人們沉默的權利；僭主政治則強迫人們講話，它一直追查到他的思想最隱秘的棲身之處，迫使他對自己的良心撒謊，從而剝奪了被壓迫者較后這一點安慰。”
這樣做的必然后果是，人們不僅被壓迫、被奴役，而且被剝奪了人的尊嚴，剝奪了人之所以為人的最根本的特征，使人墮落到一種非人的地步。貢斯當寫道：
“如果一個民族只是被征服而沒有墮落，那么它的處境還有改善的可能；幸運的機會一旦出現，它不會辜負這種機會：專制政治至少給人類留下了這種機會。腓力二世的統治和阿爾巴大公的絞架都沒有使勇敢的荷蘭人墮落；但僭主政治在壓迫一個民族的同時還要使它墮落。它要使它習慣于踐踏自己過去尊敬的東西，奉承自己過去瞧不起的東西，它還使它作踐自己，而且，無論僭主政治多么短命，它都會使所有的自由和所有的改良變得不可能——即使在它垮臺之后，康茂德被推翻了，但古羅馬近衛軍把帝國拍賣了，而人民服從了買主。”
——李強先生《貢斯當與現代自由主義》
對于古希臘人而言，“Tyrant”一詞不一定意味著殘忍或濫用權力的暴君，而僅僅是指某位手握強權的僭主。我們所指的僭主是指那些在公元前 6 世紀或 7 世紀中產階級暴動時，接管諸多希臘城邦并推翻貴族統治的人。在多數情況下，他們的目標是讓老百姓過上好日子，他們實施了許多雄心勃勃的計劃，建造公共建筑為貧窮的公民提供就業與生活設施。部分*著名的僭主包括科林斯的塞浦瑟路斯（以及后來他的兒子佩里安德）、西錫安的克勒斯塞涅斯、阿戈斯的菲頓、薩摩斯的波利克拉特斯以及雅典的佩西司特拉托斯及其兒子希庇亞斯等。
但僭主統治面臨著不確定性，他們時刻處于貴族的威脅之下，貴族經常在其盟友——強大的斯巴達人的幫助下，不顧一切地想要復辟。公元前510年，斯巴達人放逐了希庇亞斯，他是較后僅剩的僭主之一。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并未能恢復貴族的權力，而是為締造*民主國家鋪平了道路。
公元前560年，庇西特拉圖在雅典建立僭主政體 ，他是雅典歷史上*僭主。他的兒子希庇亞斯在公元前510年被斯巴達王克萊奧梅尼一世驅逐 。最有名的僭主國家是約公元前650年庫普賽羅斯在科林斯和奧薩戈拉斯在西錫安建立的。亞洲希臘也有僭主，名聲*是米利都的色拉西布洛斯（約前600)。波斯人愿意讓僭主去統治他們在約公元前540年左右所征服的安納托利亞各希臘城邦。敘拉古的狄奧尼西奧斯一世為所有僭主中最強大的一個，他是在公元前 405年一次迦太基侵略危機中初次建立他的統治的。在希臘化時期，有些僭主把政權建立在階級感情上，還有一些則是外國的傀儡。一些偉大的僭主都是藝術保護人，建設家，他們對于由貴族政治過渡到民主憲法往往作出一些貢獻。
初見于公元前7世紀，是國王（巴西列斯）的同義詞。但在古希臘散文中，這個名詞主要指違憲奪取政權或繼承政權的統治者。公元前10～ 前9世紀，君主制是希臘國家中常用的政體形式。后來出現代替君主制的貴族制 ，但在公元前7世紀還不盛行 ，因此野心家們就有機會用被壓迫者的名義來奪取政權。不過他們通常是支持平民而反對貴族特權階級的，因而——雖然并不總是如此——加速了民主政治的到來。僭主（Tyrant），從來是史不絕書的。在古希臘早期，這個詞用來指代那些未經合法程序而取得政權的人，“僭”，在中文里與“擬”相通，《廣雅·釋詁四》：“僭，擬也”。下擬于上，稱為僭或者僭越。通過僭越的途徑取得政權的人往往比世襲制下的君王更加殘暴無情，而后多將這個詞譯為“暴君”。但這與君主制下的暴君又不能區分，因為嚴格來講，僭主還不是“君”。就像上述故事里讀書當了官的人還不是世家，到了第二代才算世家子弟。在古希臘的公元前7世紀初貴族政治開始解體之后一段時間，被稱為“僭主時代”。對比那些此起彼伏的希臘僭主們，可以得出一個定義，所謂僭主就是那些完全無視過去的任何政體及其傳承、而憑借強權取得統治地位的獨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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