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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chuàng)作生涯/阿城

阿城(男)(1949- )原名鐘阿城。原籍四川江津,生于北京。高中一年級逢“文革”中斷學業(yè),1968年下放山西、內蒙插隊,后又去云南農場。1979年回北京,曾在中國圖書進出口公司工作,后任《世界圖書》編輯。他的處女作《棋王》(《上海文學》1984年7 期),引起廣泛關注,獲1983-1984年全國優(yōu)秀中篇小說獎。他的具有散文化傾向的系列短篇《遍地風流》也引起評論界的廣泛關注。他的作品以白描淡彩的手法渲染民俗文化的氛圍,透露出濃厚雋永的人生逸趣,寄寓了關于宇宙、生命、自然和人的哲學玄思,關心人類的生存方式,表現(xiàn)傳統(tǒng)文化的現(xiàn)時積淀。這些作品以及他在1985年發(fā)表的關于“尋根”的理論文章《文化制約著人類》使他成為當時揭示民族文化心理的尋根文學的代表人物,在海外也產(chǎn)生了一定的影響。90年代后定居美國,有不少雜感散文作品發(fā)表,依舊沿襲了他直白沖淡的語言風格。

阿城于1984年開始創(chuàng)作。在處女作《棋王》中,阿城表現(xiàn)出自己的哲學:“普遍認為很苦的知青生活,在生活水準低下的貧民階層看來,也許是物質上升了一級呢!另外就是普通人的‘英雄’行為常常是歷史的縮影。那些普通人在一種被迫的情況下,煥發(fā)出一定的光彩。之后,普通人又復歸為普通人,并且常常被自己有過的行為所驚嚇,因此,從個人來說,常常是從零開始,復歸為零,而歷史由此便進一步。”小說一發(fā)表,便震驚文壇,先后獲 1984年福建《中短篇小說選刊》評選優(yōu)秀作品獎和第三屆全國優(yōu)秀中篇小說獎。

此后又有作品接連問世,并寫有雜論《文化制約著人類》。其作品集《棋王》,由作家出版社作為“文學新星叢書*輯”出版,共包括三個中篇《棋王》、《樹王》、《孩子王》和六個短篇《會餐》、《樹樁》、《周轉》、《臥鋪》、《傻子》和《迷路》。

1985年發(fā)表理論文章《文化制約著人類》1990年代后移居美國,繼續(xù)有作品發(fā)表。阿城近年來小說作品漸少,但卻一直是海內外漢學家關注的對象。時有隨筆發(fā)表。

參考資料/阿城

【1】新浪網(wǎng):news.sina/cul/2005-02-23/4216.html
【2】搜狐教育:learning.sohu/2003/12/10/27/article216702764.shtml

參與制作的電影/阿城

《大明星》 (1985) .... 編劇
《月月》 (1986) .... 編劇
《大明星 》(1985) .... 美術(制作設計)
《棋王》 (1988) .... 原著
《芙蓉鎮(zhèn)》 (1986) .... 編劇
《颶風行動 》(1986) .... 編劇
《孩子王》 (1989) .... 原著

原名鐘阿城,1949年于清明節(jié)出生在北京,籍貫為重慶江津(原屬四川),中國當代作家。阿城于1984年開始創(chuàng)作。處女作《棋王》先后獲1984年福建《中短篇小說選刊》評選優(yōu)秀作品獎和第三屆全國秀中篇小說獎。此后又有作品接連問世,并寫有雜論《文化制約著人類》。其作品集《棋王》,由作家出版社作為“文學新星叢書*輯”出,共包括三個中篇《棋》、《樹王》、《孩子王》和六個短篇《會餐》、《樹樁》、《周轉》、《臥鋪》、《傻子》和《迷路》。

電影評委/阿城

第六十二屆威尼斯電影節(jié),華人作家鐘阿城(筆名阿城)首次以評委的身份出現(xiàn)在威尼斯。他和來自意大利、法國、美國等著名電影人擔任競賽單元評委,決定哪部電影獲得威尼斯金獅獎。

威尼斯電影節(jié)的策劃人馬爾科·穆勒公布了此消息。作為非常熟悉中國文化的一位意大利藝術家,穆勒和阿城也是相交多年的老友。而后者的多部作品也曾經(jīng)被改編成電影,包括《棋王》和《孩子王》等。尤其是后者,曾經(jīng)被陳凱歌拍成影片,并前往戛納電影節(jié)參加競賽單元角逐金棕櫚。

而阿城本人盡管旅居海外多年,但他的作品影響甚廣。他的《棋王》曾獲得“20世紀較好的華文100部小說”等一系列榮譽。

寫作風格/阿城

阿城的《閑話閑說》(1994)是他1987年至1993年間演講稿的結集,圍繞著中國世俗與中國小說這兩個題目發(fā)揮。時報出版公司在書背介紹這位以《棋王》和《孩子王》知名的作者,特別提到他不但是小說的大行家,隨筆也是*,說他“運用中國文字已臻化境,可說是天生的文體家”。

此非過譽。看過《棋王》的讀者想都會同意,他的小說語言,出神入化。看過《閑話閑說》所收的七十七篇講稿后,諒也會看出他寫隨筆,也一樣得心應手。他的文字極富現(xiàn)場感。阿城生命力充沛,對俗世依戀無限。憑著這種心性,他每能在我們認為雞毛蒜皮的瑣事中看出宇宙的神奇。

這種心性孕育出來的文體,風格獨特。且看他怎樣評價張曼玉:“你們看張曼玉,五花八門都演的,我看她演阮玲玉,里弄人言前一個轉身,之絕望之鄙夷之蒼涼,柏林電影獎好像只有她這個較佳女演員是給對了。”

《閑話閑說》所收,因是演講稿,現(xiàn)場感更為顯著。說的既是“閑話”,講者忍不住時也插進一腳,拿自己開玩笑。中國文人少有自謔的雅量。阿城是個例外,而且“謔”得非常到家。他說自己小時家窮,買不起書,總是到書店站著看,所以“養(yǎng)成個駝背水蛇腰,是個腐朽文人的樣子”。

這種“打書釘”習慣,到了美國,還是改不過來,因為中文書的定價太貴了,像李昂的《迷園》,就賣二十幾美元。怎么辦?只好求其次,干脆拿了書在店里讀。可惜這種好學不倦的精神沒人欣賞,因為“背后的老板娘不久即對別人說,大陸來的人最討厭,買嘛買不起,都是站著看,而且特別愛看‘那種’的。這老板娘真算得明眼人,而且說得一點兒不差。店里只有三個人,我只好放下《迷園》,真是服氣這世俗的透辟。這老板娘一身上下剪裁合適,氣色靈動,只是眼線描得稍重了。”

李昂的《迷園》,內容有部分不宜兒童觀看,老板娘因以“那種的”作識別。龔鵬程為金楓出版社《笑林廣記》作序,引了《笑林》,一條:魯有執(zhí)長竿入城門者,初,豎執(zhí)之不可入,橫執(zhí)之亦不可入,計無所出。俄有老父至曰:“吾非圣人,但見事多矣,何不鋸中截而入?”遂依而截之。

這是一則笨人遇上“聰明笨伯”的故事。龔鵬程說得有理,“利用對比與反襯,烘托出一個惹人發(fā)笑的場面:文字表面很溫和,不慍不火,卻是運筆如刀,深刻萬分。”龔鵬程把這種筆法稱為“冷雋”,很是恰當。

阿城的前輩中,錢鐘書文字功力當然可以充當“冷面笑匠”,但他立場慣于居高臨下,不像阿城那么“世俗”,肯把自己的餿事抖出來笑話自己。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尋根文學”成為一時之尚,有些論者看到他的小說可以跟“固有文化”拉上關系,就順理成章地把他納入“尋根派”。也有唱反調的,一聲不響就把他拉抽出來另作安排。這種給作家拉鋸式的定位,使他覺得被“描得一副踉踉蹌蹌的樣子”。

阿城姓鐘,“父母在包圍北平的共產(chǎn)黨大軍里”,為他取名叫“阿城”。兒子認為俗是俗了點,“卻有父母紀念毛澤東‘農村包圍城市’革命戰(zhàn)略成功的意思在里面。”十多年后他下鄉(xiāng)插隊,碰到一位不懂農村包圍城市原委的拆字先生,一本正經(jīng)地跟他說:“你這個‘城’字是反意”。他想了想,覺得這真是“宿命”。

鐘阿城冷雋的筆鋒,時而顛覆自己,時而挖苦別人,無往不利。你看他怎么看歐洲的君主立憲國家。據(jù)說有一小國的孤家寡人,覺得自己的青春整天消耗在王室的繁文縟節(jié)上,很不是味道,曾多次向議會請求自廢其位,公民卻不答應。為什么呢?阿城說:“保鮮的活古董,又不礙事,留著是個樂子。另一個例子,你們看英國皇室的日常麻煩讓幾家英國報紙賺了多少錢!”天生有幽默感的人,自會苦中作樂。話說阿城北京的家附近有一家飯館,一九六六年“文革”時貼過一張告示,“大意是從今后只賣革命食品,也就是棒子面兒窩頭,買了以后自己去端,吃完以后自己洗碗筷,革命群眾須遵守革命規(guī)定。”一九八六年,亦即“文革”后整整二十年,阿城看到這家店桃花依舊,但貼在墻上的告示語氣和內容不同了:“本店不打罵顧客”。

生平/阿城

阿城十二三歲時遍覽了曹雪芹、羅貫中、施耐庵、托爾斯泰、巴爾扎克、奧斯特洛夫斯基、雨果等中外名家的著作。中學還未結束文革便開始,高一時學業(yè)中斷,下放山西插隊,并開始學畫。為到草原寫生,到內蒙古插隊,后去云南建設兵團農場落戶。

在云南期間結識畫家范曾成莫逆之交。文革結束后經(jīng)范曾推薦,《世界圖書》破格錄用阿城為編輯,1979年回北京。此后幫助其父鐘惦裴撰寫《電影美學》。

此間與父親研討馬克思的《資本論》、黑格爾《美學》、《易經(jīng)》、儒學、道家、禪宗等。為其此后創(chuàng)作風格的形成進一步奠定基礎。回城后曾在中國圖書進出口公司、東方造型藝術中心、中華國際技術開發(fā)總公司工作。現(xiàn)旅居國外。

代表作《棋王》/阿城

阿城的《棋王》一直被看作是尋根文學的代表作。這個以“知青”生活為題材的中篇小說更著重表現(xiàn)的是對傳統(tǒng)文化中理想精神的尋找。小說以遠赴云南邊境“上山下鄉(xiāng)”的一群“知青”為主人公,勾畫了他們在非常環(huán)境里的人生經(jīng)歷。主人公王一生是其中的一員。他天性柔弱,面對粗糙喧囂的社會環(huán)境,其惟一的“定力”只能來自自身內部精神的平衡。這是一個典型的“隱于市”的“大隱”之人:既不遠離世俗生活,又不沉溺于俗世環(huán)境。在作品中,政治事件和社會矛盾被淡化了,“知青生活”和“文革背景”或許并不是小說中人物生存和活動的全部環(huán)境和依據(jù),而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的道家思想才真正影響到了王一生們的為人處世乃至精神世界:老莊哲學中的淡泊寧靜、無為而為、身處俗世、不恥世俗的“超脫境界”,或許正是王一生們夢昧以求的人生理想,也是小說所要建立的文化立場。
阿城在傳統(tǒng)文化中發(fā)現(xiàn)的是多災多難的中華民族賴以生存和繁衍的精神支柱。在阿城看來,文化是人類歷史上遠比階級立場、政治意識更具“歷史連續(xù)性”的制約和促進因素。
而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特有的鎮(zhèn)定自若、處變不驚的精神氣韻,不僅成就了阿城作品的思想底蘊和美學情趣,也被溶解在了阿城的敘述之中。阿城的敘述氣定神閑,平靜如水,或許,只有這樣的閑靜,才能使阿城看清楚王一生的不放過一顆飯粒的“吃相”,看清楚他“凈是綠筋的瘦腿”,看清楚許多作家來不及注目的東西。阿城被認為是當代作家中首先一個從體制文學的虛假激情中后退出來,讓我們重溫傳統(tǒng)文化平和、沖淡、寵辱不驚的脈息的作家。只是,阿城本人的過于“平靜如水”,使他在“三王”之后幾乎不再有更重要的創(chuàng)作,以至終于淡出文壇。
賞析
小說名為“棋王”,作者確以一支生花妙筆,娓娓道來,把個“棋王”的故事講得意趣橫生,不由你不愛讀。然而,小說在以知青生活為題材的作品中所以獨樹一幟則在于,作家目的不惟不在“以文傳棋”,而在“以棋寫人”;而且以一個與那“*”時代的文化精神頗有些不合轍兒的小人物的故事,在于那時代形成距離的歷史觀照中,展示出實人生、真生命的存在與面目。
王一生是生活在社會底層的一個普通人,他整個的生活境遇可以用一個“窮”字來概括,全家生活費每人平均不到十塊錢,為省家用,他連上公園、看電影等學校活動也取消了。或者由于生活境遇、或者由于性格特質的投和,王一生愛上了象棋,而他的青春生命也由此煥發(fā)出光彩。什么窮、什么外界干擾、什么無資格參賽,即使在“*”的時代,也不能割斷王一生和象棋的關系。在這里,作者通過人物形象力圖闡釋的,并非人與棋的關系,而是一種平凡而實在的人生態(tài)度。當讀者讀到王一生因其“呆”,誤撕某造反團的大字報致使其“大”名沸沸揚揚,本人也被對立的兩派爭來奪去成為“斗爭”焦點而忽俊不禁對,在那一哂、一笑之間,所包容的是由作品形象感發(fā)的具有時代意義的豐富內容,是對那整個畸形時代的嘲諷。阿城審美視角的獨特處在于,當他反思那一時代時,不是沉湎其中,而是超然象外、省察人生,由此,從當時比比皆是,可以說構成一時潮流的“造反”、“討伐”、“反戈一擊”、大字報戰(zhàn)等文化現(xiàn)象中,見出其與歷史、與實人生的悻謬。而這又是巧妙地以王一生這樣一個普通小人物和時代“主導”意識相違拗的人生追求顯示出來的,在鮮明的映襯中,揭示了那一時代被扭曲的文化表層之下,歷史、生命堅實而不可逆轉的進程。王一生的愛棋、下棋,他謙虛、好學、坦誠、剛毅的棋品??持身謹嚴的人品,誠然表現(xiàn)出執(zhí)著的生命熱力,但作為一個“人”“熱愛生命”并非是一句空話,“生命”也并非空洞的精神口號所能維持和延續(xù),作品中關于王一生對“吃”的感受、看法、包括吃態(tài)的描寫,成為作家刻畫人物不可忽視的一個方面,王一生所說“一天不吃、棋路就亂”的話語,樸素地道出了“民以食為天”的真理。如果說人的精神需求往往代表了人所謂“雅”的一面,而衣食物質需求則更多被視為“俗”,那么這部作品是在“雅”與“俗”的自然統(tǒng)一之中,完成了一個真實的人的形象塑造。然而作品對人物的描寫并不僅僅停留于社會層面,而顯示出超越現(xiàn)實、超越個體存在、對世界人生進行整體把握的努力,作家對中國古典哲學、對道禪精神的領悟,潛移默化地滲透于人物形象的刻畫之中。在王一生的學棋經(jīng)歷中,揀爛紙老頭的指點勿庸說是具有決定意義的,那對“氣”與“勢”的了悟,使王一生的棋藝日精,較后力克群雄、穩(wěn)操勝券;而王一生身處窮境、逆境、困境,精神不頹、志氣不衰的人生道路與品格,在那不正常的年代,不也頗具以不變應萬變,以無為而無不為的哲學意味?作者關于王一生棋場鏖戰(zhàn)一段的描寫,尤為突出地顯示了作者創(chuàng)作思維的這一特點:王一生“雙手支在膝上,鐵鑄一個細樹樁,似無所見,似無所聞。……眼睛深陷進去,黑黑的似俯視大千世界、茫茫宇宙。那生命像聚散在一頭亂發(fā)中,久久不散,又慢慢彌漫開來,灼得人臉熱”。與其說這是一個神情專注的棋手,勿寧說這是民族文化精神融鑄而成的一個“棋魂”,它遠非某一具體現(xiàn)實人生所能拘囿,而具有與遠古、現(xiàn)在、未來,宇宙人生同在的永恒意蘊。《 棋王》不僅立意頗深,而且顯示出將其渾融于感性形象創(chuàng)造、故事情節(jié)表現(xiàn)的藝術功力。作者寫知青之憎、棋手之誼,使人感到在那反常的時代,人與人之間難得的理解、真誠和親近。作者寫母子之愛。“無字棋”那一筆輕起重落,形成撼人心魄的藝術力量撲面而來,使人不能自己。作品表細節(jié),如“吃”,似工筆細刻,使人物體表態(tài)心神畢現(xiàn);寫場面,如“千人觀棋”,則文筆姿肆、縱橫捭闔,以不同人物動態(tài)匯成鋪天蓋地的動勢,確實手筆不凡。再加詞句的凝練,用語的詼諧,反嘲的口吻,“靜”與“動”相因相生的筆法,使小說產(chǎn)生了別具一格的審美精致。概而言之,作品將玄渺的哲學命意和高遠的文化沉思寓于平凡人生的揭示與升華,在故事的敘述中,以樸素的寫實筆法,注之以意、行之以情、凝之以神,形成了阿城小說感人至深又耐人尋味的獨特風格。

人文情懷/阿城

《中國國家地理》、《文明》、《華夏人文地理》……雖然人文地理雜志是所有雜志人的夢想,但是目前中國這類雜志卻屈指可數(shù),而且大多改版自專業(yè)地理或者民族類雜志,因此專業(yè)性太強,很難深入到都市讀者群中。《華夏人文地理》在全面改版之前,也主要關注西南文化,并且由于主辦單位是云南社會科學院,從文字到圖片更多偏向于人類學、民族民俗以及社會學等話題。于是改版之后,《華夏人文地理》的首要舉動就是打出“普及”牌。

“普及”的概念是一直相當?shù)驼{的著名作家阿城提出的,他是這本全新改版雜志的幕后主編。對襟開衫、老煙斗、《棋王》……“衣袂飄飄”來往于中西文化之間的阿城居然能“摻和”進《時尚》旗下品牌,實在出人意料。吳泓表示,請到阿城出山就是為了打造一份具有相當文化品位的人文地理雜志。阿城成為了《華夏人文地理》的主編,他不僅要擺正這本雜志的定位,還要參與雜志各種大選題的具體策劃。而從創(chuàng)刊號,阿城就明確告知編輯組,一定要有一種“普及”的胸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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